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遗留问题 · 增强学习
一、关于《女人之过》《野之花》《空谷兰》的研究
目前关于《女人之过》《野之花》《空谷兰》三个文本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尚显匮乏，而随着考证的不断深入，直到近些年，原作才逐渐浮出水面，为人们所发掘。《空谷兰》的故事译自黑岩泪香的《野之花》这一点在电影学界与文学界已成定论，而关于《野之花》的底本却众说纷纭。首先，在电影学界，郦苏元、胡菊彬在《中国无声电影史》中提到《野之花》译自英国女作家亨利·荷特的原著①；董新宇认为《野之花》的原作是英国亨利·伍德夫人(Mrs. Henry Wood)的《里恩东镇》(East Lynne，一些学者也翻译为“林恩东镇”)②；艾青③以及安妮和张业松④沿袭了董新宇的观点，也认为转译自日译本的《空谷兰》原作是《里恩东镇》。范可乐同样认为1926年的无声电影《空谷兰》是对亨利·伍德《里恩东镇》(East Lynne)日译本的改编①。可见，在中国电影研究界，《空谷兰》最初底本是《里恩东镇》这一论断似乎已成为定论。此外，董新宇根据《野之花》底本为《里恩东镇》这一观点，指出日译本《野之花》与英文原著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有了一善一恶两个女主人公”，而据《野之花》翻译的《空谷兰》则使亚洲版本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重构了“‘忠奸’之争的模式”②。但该研究只分析了日译本《野之花》、中译本《空谷兰》与英文原著的不同，未对日译本与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在文学界，关于日译本《野之花》底本的考证近年来受到关注。黄雪蕾首先勾勒了《里恩东镇》这一维多利亚故事的跨境旅行：小说《里恩东镇》—小说《女人之过》(A Woman's Error，核心情节相似)—小说《野之花》—小说《空谷兰》—文明戏《空谷兰》—哀情片《空谷兰》。她指出《女人之过》创作于《里恩东镇》之后，可能为风靡一时的《里恩东镇》的抄袭或借用，并进一步提到“日本学者 Satoru Saito 等的近期研究表明，《野之花》事实上几乎直译自《女人的错》”③，即 A Woman's Error。这一论断动摇了董新宇论述的出发点：既然《空谷兰》的英文原作并非《里恩东镇》，那文本最大的变化——“有了一善一恶两个女主人公”这一判断是否站得住脚，值得进一步考证。黄雪蕾接着对不同版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故事的核心始终未变，故事情节充满耸动、煽情的元素，使得全球各地的读者与观众组成了一个由感伤主义文学所形塑的虚拟的“情感社群”④。这一考察思路开阔，借用媒体景观、情感社群等其他领域的概念和成果，从外部历史背景与内部人类精神结构两方面深入挖掘了该故事在全球流行的深层原因，充分利用了插图和剧照等文本以外的资料寻找突破点。但该考察缺乏细致的文本分析，只探讨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共同点，而对于这些版本之间的不同点，尚未进行详尽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潘少瑜从 2013 年开始关注小说《空谷兰》的翻译与跨界旅行，在论文《近代翻译家庭小说中女性身份的解离与重构——从〈女人之过〉到〈空谷兰〉》(2016)中具体探讨了从《女人之过》到《野之花》和小说《空谷兰》的翻译，指出了《女人之过》在19世纪末的英国看来思想观点偏于保守，而被译介到东亚后却成了具有前瞻性的启蒙文本①。该论文进行了一定的文本比较，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译者的其他作品分析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参考。杨文瑜、邹波同样指出《野之花》底本为克莱的小说《女人之过》，并对两部小说进行了文本比较，分析了开头部分、人名、地名、情节的译法，得出的结论为《野之花》为一部译述小说，而非翻案小说，在忠实翻译原作故事情节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增删②。但对文本的比较以及时代背景的分析明显不如潘少瑜细致深入。神田一三详细考证了《野之花》英文底本的发现过程，并考察了英、日、中三个文本的叙事顺序和添加部分，指出包天笑的翻译是依据日译本进行的自由创作③。这三篇论文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野之花》在家庭小说流行的明治30年代如何定位、连载时与《万朝报》其他栏目的关系如何、“贞女”这一概念从何而来，等等。此外，小说《空谷兰》在连载时与《时报》其他栏目的关系如何、小说中蕴含的思想与当时的女性运动存在何种关系等也未被涉及。本研究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对日译本《野之花》和中译本《空谷兰》的论述，以期能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界关于《空谷兰》底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没有引起电影界的足够关注，从而使得电影《空谷兰》的研究还停留在底本为《里恩东镇》的基础上。因此，突破学科界限、进行跨界研究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目前对《空谷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相关影片。封敏提到为了契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传统观念，影片《空谷兰》改变了出场人物的关系与结局，但文中并未具体说明影片对小说进行了怎样的改动④。董新宇通过对无声电影《空谷兰》叙事视角的分析，认为影片后部讲述了在感伤氛围中的窥视故事，而《空谷兰》在戏剧和电影上的不断改编正是因为其共有的感伤模式感染了观众⑤。这一分析与黄雪蕾的结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认为《空谷兰》故事中的感伤因素吸引了观众，但并未对无声电影《空谷兰》之外的其他版本进行文本分析。艾青沿袭董新宇的叙事视角分析，同样认为无声电影《空谷兰》在感伤氛围的衬托下，“以戏剧性和夸张手法完成了鼓励道德的满足感”①。徐红②和虞吉③从电影学的角度分析了《空谷兰》，但未涉及《野之花》在我国翻译和接受过程中的变异。薛峰分析了无声电影《空谷兰》的叙事内核与美学风格，认为其经典的叙事内核满足了观众的各种精神需求，是《空谷兰》享誉国内外的根本原因，而以《空谷兰》为代表的20世纪20年代社会言情电影作品群的美学风格来源于我国的古代戏曲与小说，并被传承至今④。该研究对无声电影《空谷兰》的故事内核与美学风格的独到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并未对小说与影片的文本进行对比分析，而且对美学风格与古代戏曲和小说的关系只是略有提及，并未展开论述。朱婧雯基于以无声片《空谷兰》的首映及其有声片的重摄为代表的电影史实，指出《空谷兰》承继了晚明以来的“情教”范式，同时推动了中国电影场域下传统“情教”思想体系的现代性转型，成为中国传统抒情文艺思想在电影领域内发生现代延展、改良变革并重塑进程的重要历史节点⑤。该研究同样未对小说与影片的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且未关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饭塚容讲述了黑岩泪香的《野之花》被翻译成中文小说《空谷兰》并在之后登上文明戏舞台、拍成影片的全过程⑥，但对改编的考察并不全面。之后，饭塚容又以丰富的史料回顾了《空谷兰》由舞台上公演的文明戏至搬上银幕的经过⑦。濑户宏指出文明戏《空谷兰》的故事情节、服饰和舞台背景虽呈现为西式风格，但人名却是中式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因而完全被当时的观众所接受⑧。然而，饭塚容和濑户宏都未详细考证文明戏《空谷兰》上演的史实，以及文明戏与小说之间的异同。
关于地方戏《空谷兰》，目前仅见笔者所作《重现传统品味古典——论改编沪剧〈幽兰夫人〉》①一篇论文，该论文将1980年版沪剧《幽兰夫人》与小说《空谷兰》、原著《野之花》进行了文本比较。此外，各地戏曲志、戏剧史、报纸等对地方戏《空谷兰》略有提及，但除1980年和2010年版沪剧外尚未见完整的剧本，这与地方戏的流动性与通俗性强、留存史料少等因素不无关系。同样，粤语片《空谷兰》(1954)与香港国语片《空谷兰》(1966)在香港电影史乃至中国电影史的相关文献中鲜有提及，已然被大众乃至学者遗忘。这不得不说是学界的一大遗憾。
由此可见，目前对《野之花》在中国译介和接受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考察并不全面，而且缺乏对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分析。本研究将试图揭开这些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尽可能真实客观地还原这一系列的文化纪录。
二、关于伯莎·M. 克莱的研究
“伯莎·M. 克莱”这一名称是美国廉价小说在19世纪70至80年代迅猛发展的产物。在当时，因廉价小说的流行，出版商雇用了一批职业作家，以通用的故事模式炮制大量类似的小说。纽约的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出版社(Street and Smith)凭借一份为期10年的特殊合同，以高出两倍的价钱从邦纳(Bonner)抢走了在英国广受欢迎的作家夏洛特·M. 布莱姆(Charlotte M. Brame, 1836-1884) ② ，并将其首字母“CMB”反过来改为“BMC”，重新包装成伯莎·M. 克莱并推向市场，以规避她与英国出版商达成的协议。夏洛特·M. 布莱姆在英国文学史上默默无闻，鲜有记录，但她为英国较低阶层的读者创作了不少伤感爱情小说，且风靡一时。换言之，克莱不是真实的名字，而是“小说生产工厂”下的一个笔名，由数个匿名作者组成 ③ 。以“克莱”为名创作的大量小说以系列丛书出版或在故事报纸上连载，因其价格低廉、情节感人，深受普通读者喜爱，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
埃尔温在 1934 年曾指出，当时克莱的小说已然被遗忘 ④ 。慕莱的论文《寻找伯莎·M. 克莱》可谓是真正研究克莱的开始，其中统计了夏洛特·M.布莱姆自己创作的73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刊登在英国故事报纸上的小说①。美国北伊利诺伊州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关于比德尔与亚当斯廉价小说数字化项目的研究，并将部分研究成果公布于其创建的学术网站上，其中便有对克莱背后的真实作者布莱姆一生的简短介绍。
卡尔在其博士论文《为爱而生：19世纪美国的性别、阶级与女性廉价小说》中将克莱定位为女性廉价浪漫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指出不同于之前的男性主题浪漫小说，克莱的小说更关注年轻的女主人公，这一主题的转变标志着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与新兴的话语和对年轻女性的行为期盼有关②。卡尔还专门为“美国女性廉价小说项目”创建了研究网站[注1]。吉尔伯特指出克莱作品的叙事要点是苦难，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一种被忽视的叙事模式：感伤主义③。“感伤主义”的提出可谓是这篇论文的一大贡献，为克莱小说故事内核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角度。汉娜的博士论文注意到在廉价小说的“黄金时代”(1860至1915年)，一个作家经常使用三四个名字，或者六个作家共用一个化名，该论文首次通过目录的形式整理出了19世纪使用女性笔名创作小说的男性的详细资料，并分析了男性作家使用女性笔名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汉娜指出“伯莎·M.克莱”由大约12名男性作家使用，以便写出足够多的“克莱小说”来满足大众对阅读浪漫小说的需求④。这进一步证实了克莱只是众多职业作家所使用的化名。
关于克莱的研究在欧美虽并不多见，在日本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在日本，最早提及克莱的是《万朝报》社员绪方维岳，他在著作《青眼白眼》中写道，“伯莎·M.克莱精力无双，著作有80余种。她又名夏洛特·M.布莱姆，在文坛匿名称之。晚近泪香连译《画中人》《古王宫》《雪姬》《野之花》《人之妻》等皆为该人作品。而且末松清萍博士所译《山谷间的百合花》，原作《朵拉·索恩》的作者亦是此人”⑤。之后，注意到克莱与日本文学关系的是木村毅。他因末松谦澄的《山谷间的百合花》、菊池幽芳的《乳姊妹》都译自克莱的《朵拉·索恩》(Dora Thorne)，开始对克莱产生浓厚的兴趣，之后从丸善书店预订了约100本克莱的作品①。木村毅指出，“虽然伯莎·M.克莱在美国是廉价小说的非一流作家，但与日本明治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尾崎红叶的《不言不语》和《金色夜叉》、菊池幽芳的《乳姊妹》的底本都是克莱的作品，因此不能只停留在对一流名作的评论分析，还应该关注那些“很低俗但风靡天下的小说”，这需要追溯到伯莎·M.克莱②。之后，木村毅注意到与菊池幽芳相比，黑岩泪香更早地将克莱的作品译为小说刊载在报纸上，而且克莱前期的作品比后期有趣③。
在木村毅研究的基础上，堀启子2002年完成了题为《红叶、泪香、谦澄与伯莎・M.克莱》(紅葉・涙香・謙澄とBERTHA M. CLAY)的论文，考证了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和《不言不语》、黑岩泪香的《画中人》和《雪姬》以及末松谦澄的《山谷间的百合花》的底本均为克莱的作品，并对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她还翻译了《双罪之间》(Between Two Sins)，后附克莱作品列表，其中的大部分章节已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堀启子指出，19世纪末收录了大量克莱作品的美国廉价小说系列被引进日本，当时主营外国书籍的丸善书店的进口书目上便有大量采购这些廉价图书的纪录④。克莱的作品受到当时年轻文人，如武藤山治、黑岩泪香、小栗风叶、德田秋声、菊池幽芳、尾崎红叶等的热捧，他们不仅将这些作品作为学习英语的范本，还对其进行了翻译，其中不乏像《金色夜叉》这样的绝世佳作，因此堀启子赋予了美国廉价小说极为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一大里程碑⑤。堀启子经考证指出尾崎红叶《金色夜叉》的底本是克莱小说《弱于女子者》(Weaker than a Woman)，这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明治文学研究划时代的成果”⑥。2012年，堀启子出版著作《穿着和服的维多利亚文学——尾崎红叶的〈不言不语〉及其原作》(和装のヴィクトリア文学——尾崎紅葉の「不言不語」とその原作)，在重新评价布莱姆作品的基础上，她指出尾崎红叶《不言不语》的原作是布莱姆的《双罪之间》(Between Two Sins)，并附有该小说的日译本。2011至2017年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连载了堀启子翻译的布莱姆小说《朵拉・索恩》。
从明治 20 年代初期开始，日本文人纷纷选定克莱的小说为蓝本来翻译，译作广受读者欢迎。正因为克莱这一原作者的默默无闻使得当时的翻译奔放且大胆，从而成为明治文学中最耀眼的尝试 ① 。通过译作与原作的文本比较，堀启子指出尾崎红叶、末松谦澄、菊池幽芳等作家在翻译时将重视妇德这一女性观贯彻到女主人公身上，从而使译作发挥了教育读者的功能；虽然克莱这一名字现在早已被人忘却，但在明治时期却对日本众多读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德育影响 ② 。
此外，堀启子着眼于黑岩泪香的家庭小说，将其家庭小说与克莱原作进行了比较，指出黑岩泪香之所以翻译克莱小说，是因为克莱小说与其自身意欲教育大众的志向不谋而合③，为了增加报纸的购买人数，泪香并未追求原作的知名度和翻译的准确性④。堀启子还指出黑岩泪香拥有“推理小说”“妇女教育论”“曝光报道”三张面孔，而且三者并非完全独立⑤。这一观点对泪香小说的研究极为重要，在考察泪香的小说时，必须将推理小说、妇女教育、曝光报道放在一起来考虑。堀启子从泪香报人的身份出发来考察其家庭小说与原著作者克莱的关系，为黑岩泪香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堀启子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曝光报道与妇女教育有无关系、泪香翻译的克莱小说在当时的家庭小说热中如何定位、“贞女”这一概念从何而来等问题未得到充分解答。弥补这些不足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除堀启子外，松井洋子也关注到了克莱作品在日本的翻译。松井洋子分析了《乳姊妹》与其底本——克莱的小说《朵拉·索恩》在故事情节上的不同，指出改编自西方流行小说的日本小说在明治时期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主要是为了娱乐读者；但改编小说促进了自然主义严肃文学的发展，同时也确立了通俗文学的主导地位①。之后，她在另一篇论文中考察了克莱的小说《被困扰的日子》(A Haunted Life，1887)与黑岩泪香《妾之罪》(1889)之间的文本关系，认为泪香利用克莱作品的通俗性与故事性，将《被困扰的日子》小说中的悬念抽离出来，翻案为侦探小说《妾之罪》，该作品的后半部分为泪香的创作②。小森健太朗同样指出泪香小说《妾之罪》的原作是《被困扰的日子》，但小说后半部分与原作相差很大，这一叙述策略受到了克莱另一部作品《双罪之间》的影响；而且，泪香小说《人之妻》的原作极有可能是克莱的《另一个男人的妻子》(Another Man's Wife)③。由此可知，克莱的小说在日本的翻译情况不断得到考证，因此有必要建立并完善克莱作品在日本的翻译目录。鬼头七美将末松谦澄的《山谷间的百合花》、菊池幽芳的《己之罪》与克莱的《朵拉·索恩》进行了细致的文本比较，发现比起《朵拉·索恩》，《己之罪》的文本叙述更接近《山谷间的百合花》，从而证明了菊池幽芳参照《山谷间的百合花》的结构、表达等，加入基于爱情的家庭模式创作出了《己之罪》，从而使得《己之罪》在之后被归为家庭小说④。此外，山田奈奈子详细介绍了布莱姆的生平，指出布莱姆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她的出生地，时间为英国工业革命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近代，故事围绕着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乡村中历史悠久的宅邸的继承权而展开⑤。而饭塚容的研究将克莱小说从日本延伸到中国，他考察了克莱小说《朵拉·索恩》到末松谦澄的翻译作品《山谷间的百合花》(1888—1890)、菊池幽芳的翻案小说《乳姊妹》(1903)、新派剧的《乳姊妹》(1904—1909)、陆镜若春柳剧场的《姊妹花》(1914)、欧阳予倩笑舞台的《乳姊妹》(1916)和郑正秋电影《姊妹花》的演变过程①。这一研究注意到克莱小说在日本及中国的接受情况，为研究克莱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和有益的借鉴。
在国内出版的相关文献中，伯科维奇提到克莱乃是出版社下的名字②。潘少瑜将克莱定位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通俗女作家”③，这一论断明显失之偏颇。除此之外，笔者尚未见其他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伯莎·M.克莱”这一名字在国内学界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亟待开展。
三、有关黑岩泪香及其小说的研究
黑岩泪香(1862—1920)出生于高知县安芸郡川北村，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报人、翻译家、小说家、思想家、评论家，本名黑岩周六。他17岁时进入大阪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次年来到东京，先后进入成立学舍、庆应义塾学习。但他几乎未曾专注于学校的课程，而是将大量精力投入国外的政治与法律书籍及侦探小说的阅读，且沉迷于政治演讲。后来他放弃从政的志向，转而走上了记者之路，先后担任《东京舆论新志》《同盟改进新闻》《绘入自由新闻》《都新闻》等多家报社的主笔，发表了诸多评论文章；1892年创办了《万朝报》，发行量一度为全国之最。得益于对英语的精通和对外国书籍的广泛涉猎，黑岩泪香一生翻译了约百部外国小说，还进行过侦探小说的创作，被誉为“日本侦探小说之父”。其侦探译作曾风靡一时，其中译作《死美人》使“泪香热”升到沸点，作品风行一时，几呈洛阳纸贵之势。黑岩泪香的翻译分为两个时期：前半期(1888年至1893年)几乎全部为侦探小说，如《法庭美人》《人耶鬼耶》《有罪无罪》《片手美人》《无惨》《三根头发》等；后半期(1893年之后)主要为通俗小说、人情小说或家庭小说，如《画中人》《雪姬》《野之花》《人之妻》等。明治20年代日本侦探小说的流行全凭黑岩泪香一人之力④。明治20年代和30年代，泪香的作品《巨魁来》《人耶鬼耶》《舍小舟》《武士道》等被改编成新派剧，多次上演，各大报纸、杂志的剧评应接不暇，热闹非凡。泪香的小说不仅风靡明治时代，而且深刻影响着之后的日本大众文学，江户川独步、横沟正史、吉川英治、前田曙山、中里介山、佐藤红绿等作家纷纷借用泪香小说的情节进行创作。此外，他兴趣广泛，在演说、棋艺、长歌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一)日本相关研究
同时代评论家对黑岩泪香的侦探小说表现出了关注的态度，但褒贬不一。有评论家称“在侦探小说领域里黑岩泪香一直掌握专卖权，无人敢踏入这一领域”①；当时“文学界寂寥无声，但环顾人世间，泪香的侦探小说所到之处啧啧声不断，备受称赞(欢迎)。盖其受欢迎固有受欢迎的价值所在。在文学界默默无名的泪香小说彻头彻尾是面向人类而非魔界的”②。田山花袋也说，自明治23年开始的7到8年里，黑岩泪香的侦探小说极受欢迎，“砚友社诸士慨叹欲破此风气需使人们对侦探小说生厌，因此由春阳堂率先出版了侦探小说丛书。但泪香小说依然人气不减”③。而且泪香的小说“译笔奔放自如”④，“文笔平淡但不俗，已出神入化。读之不厌，细细品味颇有教育意味……每家早晨喜迎《万朝报》只因想一睹小说之快……《野之花》《古王宫》《画中人》都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作为家庭读物，其价值实在《不如归》《己之罪》之上”⑤。换言之，泪香开拓了侦探小说这一领域，虽其美学价值不被文学界认同，但因其文笔不俗，且具有教育意义，深受大众欢迎。但也有评论认为泪香译作“多少有些血腥”⑥，“虽内容有趣，但文章拙劣不堪”⑦，“无心去读”⑧。
黑岩泪香去世之后，在其三周年祭日之际，泪香会出版了《黑岩泪香》一书作为纪念，内容包括泪香所作评论、名士们对泪香的评价文章、《万朝报》社员的文章、泪香年谱等，成为了解多面泪香的重要资料。杂志《侦探趣味》在泪香七周年祭日之际发行了“泪香追忆号”，刊载了多篇回忆泪香的文章。之后的黑岩泪香研究在20世纪30至60年代以柳田泉、江户川独步、木村毅为中心展开，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初以伊藤秀雄为中心，2000年以后则以堀启子、小森健太朗为中心。
在20世纪30至60年代，柳田泉的《黑岩泪香著译小说目录》(1935)成为泪香小说研究的基本资料之一，他在《从泪香之前到泪香》中指出泪香是与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等走向不同的文学天才，泪香小说的意义在大众文学史上不容忽视①。木村毅在《泪香全集第七卷严窟王前篇》中评论泪香的《严窟王》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泪香的翻译切中要害，可在短时间内领会原作的精神②。江户川乱步在《幻影城》中高度评价了泪香的小说创作，认为《无惨》是“侦探小说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品”③。野村胡堂对泪香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泪香才是大众小说中兴之祖，是不尽的兴趣之源”④，阿川参悠评论泪香的《严窟王》“被称赞为明治、大正、昭和大众文学的最高峰”⑤。中岛河太郎则认为，“使明治20年代文学史写下侦探小说流行这一节全凭黑岩泪香一人之力，可谓风靡一世”⑥。人见园吉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十九卷》中呼吁泪香在新闻界“作为文化指导者和经世济民之人的功绩”、在文学史上“打下大众文学根基的功绩”应得到高度评价⑦。八波直则制作了更为详尽的黑岩泪香著作目录⑧。濑沼茂树在《大众文学略史》中评述道，“黑岩泪香开创了明治时期大众文学的新时代”，“泪香创办《万朝报》后，与思轩携手打造了大众文学之城。之后翻译雨果的《噫无情》和大仲马的《严窟王》扩大了疆域，成为近代大众文学的范例”⑨。可见这一时期的黑岩泪香研究主要围绕泪香著译小说目录的制作、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定位、作为报人的功绩等展开，黑岩泪香在日本明治时期侦探小说乃至大众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几成学界定论。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00 年左右的黑岩泪香研究以伊藤秀雄为中心，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伊藤秀雄(1925 年—)在川崎市政府工作之余，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长年从事黑岩泪香作品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他通过文献考证、采访泪香亲属和相识人员等方法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黑岩泪香评论、作品收集、探求原作、明治大正时期侦探小说史的整理、深受泪香影响者(野村胡堂、江户川独步、吉川英治、横沟正史、泉镜花等)的考察、黑岩泪香小说的解说等。其著作《黑岩泪香：小说的全部》(1971)及其修订版(1979)、《黑岩泪香传》(1975)、《黑岩泪香研究》(1978)、《明治侦探小说》(1986)、《黑岩泪香：侦探小说始祖》(1988)、《大正侦探小说：从泪香、春浪到乱步、英治》(1991)、《泪香外传》(1995)、《黑岩泪香的研究与书志：黑岩泪香译作总览》(2001)、《筑摩文库 明治侦探冒险小说集 1(黑岩泪香集)》(2005)等在泪香评传、著译作品出版信息、小说解说方面进行了翔实的研究，成为黑岩泪香研究的基本资料。
此外，《侦探实话黑岩泪香》(1992)也是一部讲述多面泪香(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小说家、爱好广泛者)的评传。鹤见俊辅分别对黑岩泪香的生平、创办《万朝报》的经历、广泛的兴趣、小野小町论等进行了论述，指出已经到了把泪香看作跨越艺术、政治、思想史诸领域的文化综合者的时候了①。尾崎秀树指出泪香翻案小说的特质在于“凸显了全世界人类共通的人性问题的意识”，“在大众传媒史中重新探讨泪香功绩的同时也需要在明治文化史上采取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泪香”②。长谷部史亲、绳田一男在《日本推理一世纪》一书中把日本推理小说史的起点定为泪香最早的翻案推理小说《法庭美人》的发表之年，即明治21年，指出泪香翻译侦探小说之时恰逢日本“为成为近代国家急需法律的完善与普及”，以及因明治10年代坪内逍遥等发起的文学改革运动而诞生了新的读者群③。
目前关于报人泪香的研究一致认为，泪香是富有反抗精神的天才报纸经营者，他特立独行，以简单、明了、痛苦为口号，凭借尖锐的评论、对丑闻的揭露和侦探小说的翻译使《万朝报》销量升至第一【注2】。在此基础上，佐藤林平认为泪香是大众主义者，站在大众报纸经营的立场上创办了《万朝报》①。高桥康雄重新审视了《万朝报》上的丑闻曝光报道，认为这是有意在促进女性的意识改革②。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左右的黑岩泪香研究除了在泪香评传、著译小说的出版信息方面有了翔实可观的成果之外，也对泪香翻案侦探小说的特征、报人泪香等进行了考察。“应该把泪香看作跨越艺术、政治、思想史诸领域的文化综合者来看待”这一观点对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进入21世纪之后，黑岩泪香的研究以堀启子、小森健太朗为中心展开。此前的泪香研究多集中在侦探小说方面，堀启子则着眼于泪香的家庭小说，将其家庭小说《娘一代》《古王宫》《画中人》与克莱的原作进行了比较研究。此外，她还比较了泪香的《白发鬼》、乱步的《白发鬼》与原作Vendetta，结合各自的时代性、文坛背景考察了其中的不同。如前所述，堀启子所做的工作，如从泪香报人的身份出发考察其家庭小说与原作者克莱的关系，以及对两部《白发鬼》的文本进行比较，为泪香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但是也不可否认，堀启子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小森健太朗在《黑岩泪香侦探小说选》的解说中指出了泪香在文学史研究中遇冷的情况，泪香虽被称为“侦探小说始祖”，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大众文学，但他在多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未被全面研究，“与其他明治时期的文豪不同的是，其庞大的著作、书稿仍未以全集的形式加以整理”③。究其原因，在于“在文学史上，外国小说的翻案作为大众读物有被轻视的倾向”“明治时期的书面语体对习惯口语体的读者来说比较难读”④。但他未提及在文学史上大众读物为何不被重视，因此有必要回顾大众文学史来分析原因。
河村民部指出黑岩泪香《人之运》的原作是伊丽莎白·布拉顿(Elizabeth Braddon)的《奇幻世界》(A Strange World)，第71回至最后为泪香的创作，并指出泪香的翻案使得一部煽情小说变为侦探小说⑤。全美星通过对泪香的《铁假面》与闵泰远的《铁假面》进行对比，考察了泪香的《铁假面》在韩国的接受情况①。权文卿考察了黑岩泪香部分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朝鲜的翻案情况②。古尾谷志步结合《万朝报》与理想团的宗旨，从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两个方面对《噫无情》与英译本进行了文本比较，摒弃了只关注文本内部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思路③。稻垣直树从报纸连载小说的娱乐性出发考察了《噫无情》对原作的摘译情况④。可见，近年来日本学界已开始关注黑岩泪香译自雨果《悲惨世界》的畅销小说《噫无情》。
新闻界的泪香研究尝试着重新认识泪香。堀启子从学习英语、创办报纸、立志提高女性地位三个方面考察了福泽谕吉与黑岩泪香的异同，将黑岩泪香视为与福泽谕吉一样推动日本近代化的人物⑤。冈田方郎写道，尚未受到正当评价的泪香是一位富有侠气的评论家，以其服务精神与高度的技巧吸引了读者⑥。原田敬一从评论家泪香、文学家泪香、哲学家泪香、社会活动家泪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呼吁应从泪香的各个侧面重新对其加以认识⑦。
由此可知，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界开始重新审视一直受到冷遇的黑岩泪香，呼吁应该综合考察多面泪香，这一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关于泪香的小说，21世纪后的研究者则主要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开展研究，通过比较泪香的家庭小说与原作、考察泪香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情况来重新认识泪香。只不过，泪香的作品数量庞大，对原作的考证及在各国的接受情况也颇为复杂，因此尚留有不少研究的空白。这也为今后的泪香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中国相关研究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出现了黑岩泪香的翻译热潮，1902至1916年间，黑岩泪香小说的中文译作有50余部，具体翻译情况见本书附录。这一现象从《徐兆玮日记》中也可见一斑：
1906 年 1 月 29 日 杰现译《噫无情》一书，乃法国文豪嚣俄所著，日本黑岩泪香译者，出版未及一月即行售罄，可知其书之价值矣。又侦探小说名《人外境》者，亦泪香所译，共三册，未知《小说林》及时报馆有无翻译，乞为探听，将来亦拟译之也①。
在这些翻译小说中，《空谷兰》经由文明戏、无声电影、有声电影、地方戏形式的变化传播最广，《梅花落》也相继被改编成文明戏、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但影响不如《空谷兰》。此外，《鸳盟离合记》和《夺嫡奇冤》也被改编为文明戏继续传播。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黑岩泪香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谢六逸在《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 日本文学》(1929)、《日本文学史下卷》(1929)中提及黑岩泪香翻译的侦探小说，高度评价其“译文的势力普及一般民众，直到如今，为‘民众文学’的渊源”②；但泽民与鸣田却认为黑岩泪香翻译的侦探小说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需要，并没有重大价值③。除黑岩泪香的小说家身份之外，他的报人身份也受到些许关注。1943年初版的《新闻学集成第六辑》提到黑岩泪香创办的《万朝报》是“大众新闻”时代的代表④。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对黑岩泪香的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首先，在日本文学史研究领域，很多学者都认为日本侦探小说的源头是黑岩泪香，其创作的《无惨》是日本第一部侦探小说 。而且王克非在《翻译文化史论》中写道，黑岩泪香的翻译为译述型，他大量阅读国外侦探小说，凭借记忆不看原文信笔翻译，译笔通俗易懂且感人；而且他怀有济民思想，欲借翻译小说来进行社会教育、启蒙民众 ⑤ 。他的这一叙述被后人多次引用，建构了中国学界对黑岩泪香译述特点的认识。此外，王成把黑岩泪香的小说家身份与报人身份相结合，将《万朝报》的黑岩泪香定位为日本近代新闻小说家①。
其次，在中国翻译文学史领域，不少学者都提到黑岩泪香的小说在清末民初时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但对翻译作品的数量说法不一[注4]，仍有待考证。梁艳考证了陈景韩的《逸犯》译自黑岩泪香的《噫无情》，并指出翻译的动机旨在启蒙民众②。国蕊通过一手资料系统考证了陈景韩小说的底本，更新了近代翻译文献目录，其中涉及5部黑岩泪香的作品③。此外，樽本照雄翻译文学目录的更新为考察黑岩泪香作品的底本与中译本提供了有益参考④。
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上，相关研究不多。如前所述，关于黑岩泪香的《野之花》的研究可见黄雪蕾、潘少瑜、杨文瑜、邹波、董新宇、饭塚容等学者的论文。此外，李艳丽指出徐念慈的《黑行星》是黑岩泪香日译本《暗黑星》的复译，并简要对比了徐译本与泪香译本的不同⑤。陈爱阳详细对比了黑岩泪香的《无惨》与陈景韩的中译本，指出陈景韩译本从结构到行文，虽颇尊重原著，但也有若干基于中国文化语境及社会状况的细节变化⑥。
由上可见，中国学界一致认为黑岩泪香是日本侦探小说的源头，且注意到他的作品在清末民初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但现有研究较为零星疏散，且对译作的来源尚不清晰，难以对其中的具体文本变异情况及发生变异的原因和影响进行研究。
最后，在新闻界，不少研究都指出创办《万朝报》的黑岩泪香是日本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新闻精神“眼中无王侯，手中有斧钺”为后世所称道，他热衷于揭露上层社会的丑闻 ⑦ 。高西峰称黑岩泪香是明治时期记者的杰出代表，指出了黑岩泪香的文学家身份与新闻记者身份、政治活动者身份的结合①。王润泽、王鲁亚将《万朝报》的揭黑报道与美国的黄色新闻潮进行对比，视角新颖，其中提及了黑岩泪香在《万朝报》连载的人气小说②，但未深入分析连载小说与《万朝报》的关系。由此可见，新闻学界普遍关注到了黑岩泪香在日本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特立独行的新闻精神和独特视角，也关注到了黑岩泪香的记者身份与文学家身份的结合，但都只是略微提及，缺乏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掀起了黑岩泪香的翻译热，之后一些作品通过戏剧、电影等媒体形式的变化扩大了其传播的范围。20世纪80年代之后，黑岩泪香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清末民初时期形成巨大反差，但在研究上呈现多元化、提及式态势，但除文学界对其作品有零散分析外，新闻界的研究只是略微提及，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学界之间缺乏关联性，未将黑岩泪香的各种身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也可以说呈现封闭性的特点。此外，在文学界，对“中国译者翻译了黑岩泪香的哪些作品”这一问题还未达成共识。这些都为今后的黑岩泪香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即应该将黑岩泪香的报人与小说家身份相结合，对其翻译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文化解读，由此来进一步探讨清末民初黑岩泪香翻译热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可从多媒体角度分析黑岩泪香作品的改编和传播情况，考察黑岩泪香作品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影响。
四、有关包天笑及其小说的研究
包天笑(1876—1973)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报人、小说家、翻译家，翻译、创作长篇与短篇小说上百部，主编与参编了17种报纸、杂志③，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据统计，包天笑自1901年至1919年共翻译多种类型的小说82部④，其中“以教育小说为最”⑤，如《儿童修身之感情》(1905)、《馨儿就学记》(1909—1910)、《孤雏感遇记》(1910—1911)、《埋石弃石记》(1911—1912)、《苦儿流浪记》(1912—1914)等教育小说不仅深受读者欢迎，还获得清政府与北洋政府的认可，作为教育宣传材料在全国推广①。他翻译的言情小说除备受关注的《迦因小传》之外，还有《梅花落》(1908—1909)、《古王宫》(1908)、《空谷兰》(1910—1911)等。其中，“《空谷兰》《梅花落》——有正书局出版——几于走遍全国”，虽译自外文，“然能移其风俗人情于中国，泯然无迹”②。这两部翻译小说之后被多次改编成戏剧、电影等文艺形式，颇受大众欢迎。
包天笑一直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因而长期受到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猛烈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通俗文学，作为鸳鸯蝴蝶派主将的包天笑才开始得到关注。范伯群呼吁重新定位旧派文学，这类文学因能感知时代脉搏、广受大众喜爱，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应有自己的位置③。他还在《现代通俗文学的无冕之王——包天笑》中对包天笑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予以高度评价，视其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无冕之王”④。栾梅健的著作《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依据包天笑的回忆录与大量其他史料，详细梳理了包天笑的一生，为有关包天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并将包天笑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之王”⑤，对包天笑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沈庆会和王晶晶分别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研究了包天笑的文学生涯。沈庆会的论文《包天笑及其小说研究》对包天笑的人生进行了分期，并对其报刊编辑、翻译小说(《迦因小传》《馨儿就学记》《六号室》《空谷兰》)、创作小说(《一缕麻》《补过》《上海春秋》)的阶段进行了论述。最终结论指出，包天笑在创作小说和编辑报刊时向传统文化道德适当的遵从与归依使得读者范围最大化，但这种“亦新亦旧”又阻碍其成为一代大家⑥。该论文将包天笑的小说创作与报刊编辑相结合来考察的方法值得借鉴。此外，该论文对言情小说《空谷兰》的探讨也值得关注，文中写到《空谷兰》原作作者为“英国亨利荷特(Mrs.Thomas Hardy) ① ，如前所述，可知该论断有误。之后，作者借译文文本来分析《空谷兰》进行了怎样的改写，但这部分论述是在“未能阅读原作因而不能两相比较” ② 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对翻译小说的研究来说不得不说是一大漏洞。沈庆会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包天笑的论文，如《“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的报刊编辑生涯》 ③ 、《“自由文笔”下的“自由翻译”——包天笑翻译小说研究》 ④ 、《西方教育小说的近代译介与接受》 ⑤ 、《包天笑编辑出版活动与清末民初通俗文学》 ⑥ ，这些文章都是其博士论文的延伸与扩充。
王晶晶的博士论文《新旧之间——包天笑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研究》考察了包天笑的翻译、小说创作及报刊编辑活动，提出他的翻译小说和短篇小说表现出“求新求变”的现代化冲动，而长篇小说则趋于保守⑦。作者选用了《馨儿就学记》和《六号室》作为翻译小说的考察对象，具体论述也分别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双向“再诠释”——论包天笑的译作〈馨儿就学记〉》⑧、《翻译“现代主义”——包天笑的译作〈六号室〉》⑨。
包天笑的教育小说备受学界关注，相关论文有梅家玲的《包天笑与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说》 ⑩ 、陈宏淑的《译者的操纵：从 Cuore 到〈馨儿就学记〉》 ⑪ 、陈宏淑的《包天笑与民初“教育小说”概念的建构——以“日文中译”为视角的考察》①、李青的博士论文《包天笑译介教育小说研究》②及其单篇论文《在传统与“新民”之间——包天笑译教育小说〈儿童修身之感情〉研究》③等。其中，李青的博士论文《包天笑译介教育小说研究》在利用各种史料勾勒出包天笑教育小说全貌的基础上，选取代表性的教育小说《儿童修身之感情》《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结合时代大背景将小说与其底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翔实的史料考证及细致的文本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值得借鉴。
贯穿包天笑翻译生涯的教育小说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得不令人思考包天笑翻译的言情小说《空谷兰》与同时代翻译的教育小说及其教育思想之间是否存在互文关系。潘少瑜在《近代翻译家庭小说中女性社会身份的解离与重构——从〈女人之过〉到〈空谷兰〉》一文中注意到包天笑翻译《空谷兰》时正是他译述教育小说最多的时期，通过对《女人之过》《野之花》《空谷兰》中女主角形象的对比，潘少瑜指出《空谷兰》重视教育的意义，“不仅涉及女子教育，也探讨了女性的自我成长，颇具教育价值”④。该论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文本分析中只限于情节框架的比较，缺乏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留下了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与《空谷兰》并称为“姐妹花”的小说《梅花落》亦是由日文转译的英国小说，陈凌虹对英、日、中三个文本进行了比较，指出黑岩泪香日译本大刀阔斧的改编为包天笑中译本的“脍炙人口”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包天笑的巧妙译笔和文化植入使中译本彻底本土化，并成为当时的佳作⑤。
包天笑在 1924 至 1929 年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创作了 10 多部电影剧本。汪黎黎通过史料梳理呈现了包天笑 20 世纪 20 年代电影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指出其创作开拓了言情片的思想深度，体现了通俗文学在我国电影发轫期的引擎作用⑥。该研究为概观式梳理，缺乏小说与电影文本之间的具体比较，尚未深入挖掘文学与早期电影文本之间的互动方式。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可以看出关于小说《女人之过》在中日两国的文本旅行研究近年来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展开，但仍留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第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女人之过》《野之花》《空谷兰》小说的比较及对《空谷兰》无声电影的论述上，鲜有对《野之花》在日本的接受情况与《空谷兰》文明戏、地方戏、香港电影改编的研究，难以勾勒出《女人之过》在中日两国的文本旅行全貌。
第二，在英、日、中三个小说文本的比较研究方面，现有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文本分析及时代背景考察，但仍缺乏更开阔的大时代背景和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如未涉及《野之花》在家庭小说流行的明治30年代如何定位、其中的“贞女”思想从何而来，以及翻译小说《空谷兰》中蕴含的女性思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存在何种关系等问题。
第三，黑岩泪香与包天笑身兼报人、小说家、翻译家多种身份，应该将这些身份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此，《野之花》在连载时与《万朝报》其他栏目的关系如何，《空谷兰》在连载时与《时报》其他栏目、主编的杂志关系如何，与包天笑同时期的教育小说有无互文关系等问题，同样值得深入挖掘。
第四，《女人之过》在中日两国的文本旅行中展现了将廉价小说这一大众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尤其在中国，《空谷兰》故事更多地以电影、戏剧这些非纸质媒介进行传播，时至今日还以地方戏这种民间文艺形式上演。揭示这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大众性与民间性、呈现迄今为止并未被关注的大众文学史的不同面貌将成为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