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跃进与跨界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女人之过》(A Woman's Error，出版时间不详)是美国廉价小说作家伯莎·M.克莱(Bertha M. Clay)的小说，由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报人、翻译家黑岩泪香译为《野之花》(野の花)，于1900年3月10日至11月9日在《万朝报》上连载，之后由扶桑堂出版了单行本。这部小说在英美文学史上鲜有记录，但经由黑岩泪香的翻译，踏上了漫长的跨国界、跨媒介的文本旅行。在日本，佐藤红绿于1935至1936年创作了《野之花》的“模仿作品”①——《越过那座山》(あの山越えて)。在中国，包天笑于1910至1911年将《野之花》翻译成中文小说《空谷兰》，该小说颇受读者欢迎，相继被改编为文明戏、电影以及评剧、越剧、河北梆子、京剧、潮剧、琼剧、沪剧、甬剧、闽剧、粤剧、歌仔戏、锡剧、广东木偶戏、海南杖头傀儡戏、弹词等多种地方戏，在全国各地频繁上演。其中，无声电影《空谷兰》的票房收入创下了中国无声电影史上的最高纪录②，有声电影《空谷兰》于1935年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之后在欧洲多国上映，反响热烈；地方戏《空谷兰》更是远播至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直至2018年1月，上海文慧沪剧团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改编自《空谷兰》的沪剧《幽兰夫人》选段。此外，笔者还搜集到由安东(今丹东)诚文信书局印刷发行、仙岛孙虚生编辑、张六合校订的《哀艳小说：空谷兰》(见图1)一册(共172页，时间不详)，可视为小说《空谷兰》的缩编版。从大城市上海到东北的小城丹东，《空谷兰》的影响力之广由此可窥一二。

美国廉价小说《女人之过》跨越时间与空间，在中日两国如此深受大众欢迎，这一现象本身不仅可视为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完美结合的范例，也是东亚文学交流乃至东西方文学交流的典型。而其时空跨度之长、媒介呈现之多样，凸显了这一现象的研究价值。

图 1 《哀艳小说：空谷兰》(笔者藏)

鉴于《空谷兰》在我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关于此电影的研究从未停止。目前的研究多从电影学的角度出发，聚焦于无声电影《空谷兰》的叙事视角、叙事内核、美学风格等方面，缺乏对小说与影片文本的比较及对无声电影之外其他版本的考察。虽然日本学者饭塚容关注到了黑岩泪香《野之花》到中文小说《空谷兰》再到文明戏和电影的变化过程，但对改编的考察并不全面①。国内学界一直认为《野之花》译自亨利·伍德夫人的《里恩东镇》，直至2012年，Satoru Saito与黄雪蕾才质疑了这一论断，指出《野之花》译自克莱的小说《女人之过》。在此基础上，潘少瑜②以及杨文瑜和邹波③通过文本比较，进一步考证得出《野之花》译自克莱小说《女人之过》。但遗憾的是，这些新近研究在时代大背景的把握与文本细读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且仍未引起电影界的足够关注。因此，有必要突破学科界限，对《空谷兰》进行跨界研究。

此外，迄今的研究对粤语片《空谷兰》(1954)、香港国语片《空谷兰》(1966)、地方戏《空谷兰》或略有提及，或全然遗忘，这与《空谷兰》故事深受各个时期大众欢迎的事实形成不可忽视的矛盾。因此，深入挖掘各种版本《空谷兰》的文本及相关史料，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还原这一段段被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小说《女人之过》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是如何被翻译与改编的？它在文本流变过程中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不同的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经由译者、改编者表达出了怎样的文化与思想诉求？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系统且详细地勾勒出美国廉价小说《女人之过》在中日两国的文本旅行地图，探讨影响文本接受的多种因素，同时寻找接受过程中恒久不变的故事要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重新审视了不同于经典文学的大众文学在美、日、中三国的传播与发展状况，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大众文学的研究视角。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遗留问题

一、关于《女人之过》《野之花》《空谷兰》的研究

目前关于《女人之过》《野之花》《空谷兰》三个文本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尚显匮乏，而随着考证的不断深入，直到近些年，原作才逐渐浮出水面，为人们所发掘。《空谷兰》的故事译自黑岩泪香的《野之花》这一点在电影学界与文学界已成定论，而关于《野之花》的底本却众说纷纭。首先，在电影学界，郦苏元、胡菊彬在《中国无声电影史》中提到《野之花》译自英国女作家亨利·荷特的原著①；董新宇认为《野之花》的原作是英国亨利·伍德夫人(Mrs. Henry Wood)的《里恩东镇》(East Lynne，一些学者也翻译为“林恩东镇”)②；艾青③以及安妮和张业松④沿袭了董新宇的观点，也认为转译自日译本的《空谷兰》原作是《里恩东镇》。范可乐同样认为1926年的无声电影《空谷兰》是对亨利·伍德《里恩东镇》(East Lynne)日译本的改编①。可见，在中国电影研究界，《空谷兰》最初底本是《里恩东镇》这一论断似乎已成为定论。此外，董新宇根据《野之花》底本为《里恩东镇》这一观点，指出日译本《野之花》与英文原著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有了一善一恶两个女主人公”，而据《野之花》翻译的《空谷兰》则使亚洲版本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重构了“‘忠奸’之争的模式”②。但该研究只分析了日译本《野之花》、中译本《空谷兰》与英文原著的不同，未对日译本与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在文学界，关于日译本《野之花》底本的考证近年来受到关注。黄雪蕾首先勾勒了《里恩东镇》这一维多利亚故事的跨境旅行：小说《里恩东镇》—小说《女人之过》(A Woman's Error，核心情节相似)—小说《野之花》—小说《空谷兰》—文明戏《空谷兰》—哀情片《空谷兰》。她指出《女人之过》创作于《里恩东镇》之后，可能为风靡一时的《里恩东镇》的抄袭或借用，并进一步提到“日本学者 Satoru Saito 等的近期研究表明，《野之花》事实上几乎直译自《女人的错》”③，即 A Woman's Error。这一论断动摇了董新宇论述的出发点：既然《空谷兰》的英文原作并非《里恩东镇》，那文本最大的变化——“有了一善一恶两个女主人公”这一判断是否站得住脚，值得进一步考证。黄雪蕾接着对不同版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故事的核心始终未变，故事情节充满耸动、煽情的元素，使得全球各地的读者与观众组成了一个由感伤主义文学所形塑的虚拟的“情感社群”④。这一考察思路开阔，借用媒体景观、情感社群等其他领域的概念和成果，从外部历史背景与内部人类精神结构两方面深入挖掘了该故事在全球流行的深层原因，充分利用了插图和剧照等文本以外的资料寻找突破点。但该考察缺乏细致的文本分析，只探讨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共同点，而对于这些版本之间的不同点，尚未进行详尽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潘少瑜从 2013 年开始关注小说《空谷兰》的翻译与跨界旅行，在论文《近代翻译家庭小说中女性身份的解离与重构——从〈女人之过〉到〈空谷兰〉》(2016)中具体探讨了从《女人之过》到《野之花》和小说《空谷兰》的翻译，指出了《女人之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