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冲突与融合: 明代的中外关系
明朝初年,太祖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内外兼修,不以武力,而以“德”怀柔万国。近则确定15个不征之国,远则发展与亚非等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这一基本原则,为有明一代所遵守。成祖时,郑和下西洋,开展对外交流,广结异域。当西方殖民者试图武装侵入时,明朝军民坚决给予还击,同时又能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西方传教士,打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在平定倭患、对早期殖民者进行有效监管后,明廷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弛海禁、发展私人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秩序的建构,中外文化交流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
一、 明初的对外关系
和平对外是朱元璋确定的明朝对外关系的基本格调。洪武四年,他在奉天门与大臣的一次交谈中,阐述了明朝的外交方针:“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为此,他特地列出15个“不征诸夷”,包括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齐、浡泥等。② 他告诫子孙,不要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劳民伤财。对周围的日本、朝鲜等国都采取和解、宽厚的态度,鼓励各国前来“朝贡”。
成祖即位后,为争取各国的尊奉,采取大规模的宣谕活动。他对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藩国遣使来朝……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③
太祖和成祖都秉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基本朝贡模式,要求其他国家均应当承认名义上的臣服,以觐见天子、贡献方物的形式,与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1277 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②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一〇五,5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③ 《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205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明朝保持宗藩关系,这种政权之间的不对等是历史的产物。
明初还奉行禁海政策。太祖颁禁海令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元明之交,中国沿海正受到日本倭寇的疯狂劫掠。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代,许多封建主为来中国掠取财富,组织大批由武士、浪人和无良商人组成的私人武装,或走私或劫掠,在山东、江浙、闽粤之地横行无忌。太祖下令禁海,在沿海广设卫所,以切断倭寇与大陆的联系。原因之二是与朱元璋敌对的方国珍和张士诚的残部逃到沿海小岛,对抗新生的朱明政权,海禁有防止沿海居民与敌人勾结之意。由于防倭和防敌人残部均应防止私人出海与敌人勾结,故明朝打击沿海居民私自出海,“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①。
二、 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回族人。明军攻入云南时,他受俘被阉入宫,到燕王府随侍。后在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被赐姓郑。明成祖即位后,提升他为内官监太监,派他率领庞大的使团出访西洋各国。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的文莱为界,称文莱以东为东洋,文莱以西为西洋。
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郑和共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郑和船队游历南洋群岛诸国,到达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亚非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越过赤道,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出海活动。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既有宣传明朝的国威,扩大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谕各国前来朝贡的目的,也有发展以朝贡为形式的海外贸易的意图。明成祖在位期间,积极开拓,不排除其认识海洋、了解世界的目的。至于其寻找建文帝、联印抗蒙和满足皇室奢华之需等目的,则不太可能是其重要或唯一目的。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明朝与海外国家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后,亚非许多国家纷纷遣使来华访问、从事经贸交流。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45次访问中国,其中浡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尼八剌(今尼泊尔)、苏禄(今菲律宾苏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1300 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禄群岛)、锡兰(今斯里兰卡)等6国的8位国王9次入明访问。
郑和下西洋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随船出行的航海家根据所见所闻编撰的著作,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沿途各国自然和人文状况,不仅丰富了国人的海外知识,也为明中后期以降中国人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郑和下西洋带回的海外物品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商品消费市场,刺激了国内外私人商品资本的活跃。郑和赠送给海外诸国主要为中国历书和金银、文绮、彩绢等礼品;用丝绸、瓷器、铁器、铜钱等与当地商人交换番香、胡椒、象牙、宝石、珍珠、珊瑚等土特产。“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纳拜皆奇珍。”①郑和下西洋归来,“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②。
郑和下西洋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海上活动,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比近代欧洲大航海时代著名航海家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要早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在世界海洋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郑和以和平的方式下西洋,为世界各国的和平交流树立了典范,在中国与东南亚、整个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经济、亚洲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和在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有重大意义。
三、 平定倭患
倭患在元明之交已相当严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南北统一,局势稍解。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遣使与明朝联络。明成祖即位后,进一步和日本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发给足利幕府100道贸易勘合,约定每10年入贡一次,不得携带兵器。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在辽东望海埚战役一举全歼入侵的1500余名倭寇,倭寇的侵扰暂告沉寂。
从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起,日本进入长达百余年的战国时代,诸侯争伐,各派力量都要求和中国通商,以便从中获利,支援国内战争。明廷实行的朝贡贸易既不可能满足每一个诸侯的要求,也不可能满足他们要
①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二十,12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② (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四,77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5。
求的次数和人数,于是他们就纷纷纠集武士、浪人和商人,组织武装团伙,到中国沿海走私、抢劫。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患空前。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派遣贡使宗设,细川氏派遣贡使瑞佐和宋素卿(流寓日本的华人),先后到达宁波入贡。后到的瑞佐、宋素卿买通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先办手续。先到的宗设大怒,他凭借手下人多势众,杀掉瑞佐,又追杀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杀死明朝官军和无辜百姓,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这就是所谓“争贡之役”。
此时的嘉靖帝正忙于“大礼议”,无暇处理外交争端,对各国朝贡也不感兴趣。嘉靖三年(1524年),他重申明初的禁海令,下令加强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的监管与巡逻。① 嘉靖十二年 (1533 年),再次重申禁海令: “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②
嘉靖初年实行的严厉海禁,引起海外日本和西方殖民者的不满,也给国内沿海居民出海贸易带来不便。日本的海寇和葡萄牙人无法从正常渠道与中国进行贸易,就携手合作,勾结中国的海盗,或走私,或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从嘉靖十九年(1540年)到三十年(1551年),倭寇的活动较为零散且多在海上,尚未形成规模。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至三十六年(1557年),倭患日趋严重,不仅寇掠的次数多,时间长,规模大,地域广,还在海岛或陆地建立据点,长期盘踞不走。此时的葡萄牙人,因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二十八年(1549年)在浙江和福建接连受到提督浙闽军务的浙江巡抚朱纨的沉重打击,便转向广东。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们买通广东地方官,获准与中国通商,不再和倭寇勾结。与此同时,却有一些中国海商和大量沿海“小民”参与掠夺活动,而且数量不断增长,使倭寇的气焰更加嚣张,形成“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③的局面。
倭寇肆虐,明廷却组织不起来积极有效的防御。时值严嵩专权,朝政腐败,海防废弛。沿海卫所旗军无一足额,有的仅余一半。防倭战船年久失修,存者仅十之一二。倭寇因而如入无人之境,官军一触即溃。嘉靖二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三十八,956~957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3488~3489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日本传》。
十六年(1547年),明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事务,他到任后,擒杀与倭寇相勾结的海盗头目李光头和96个奸商,却遭到通倭牟利的闽浙官僚的攻讦和诬陷,被迫服毒自杀。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在王直、徐海等海盗头目的勾引下,连舰数百,分路进袭浙东和江南。朝廷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调兵讨倭,又命严嵩党羽赵文华到松江祭海,督察沿海军务。张经虽在王江泾(在浙江嘉兴北)取得御倭战争的第一次大捷,却因不肯折腰迎奉赵文华而遭诬劾,惨遭杀害。于是倭患愈演愈烈,内地的徽州、芜湖、南京等处也深受其害。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山东防御的戚继光奉命调往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书,次年升任宁绍台参将,直接指挥对倭寇的作战。他见卫所旗军缺乏战斗力,就招募义乌矿工和农民,严加训练,组建一支“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指挥这支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浙东的倭寇。随后又率军入闽,相继荡平了横屿(今福建宁德东北三都澳)、牛田(今福建福清东南)和林墩(今福建莆田东南)倭寇的三大巢穴。当戚继光班师返浙后,倭寇又集结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据平海卫(在兴化东南),据为巢穴。明廷命谭纶为福建巡抚,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提升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在谭纶的指挥下,戚继光主攻,一举荡平平海卫,收复兴化城。事后,戚继光升为福建总兵官,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歼灭残余的倭寇,基本平息了福建的倭患。此后,倭寇集中袭扰广东。俞大猷在收复兴化后,调任广东总兵官,他统率俞家军,先后大战于海丰等地,在嘉靖四十三年肃清了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患至此被完全解除。
嘉靖大倭难,在倭寇队伍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真倭”,即与日本天皇、大名有密切联系的商人、浪人和武士,他们依靠武力,先在海上,后又登陆,“掳掠男女,劫夺货财,费靡刑伤不可胜计”①,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中国社会的安宁和生产的发展,其性质是外族对中国的一场掠夺性战争。至于卷入倭寇队伍的中国“小民”,一部分是遭倭寇掳掠而被迫参与寇掠活动的,一部分是“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②,即为自己的生存而被逼从倭的。不管是哪一部分,他们都是倭寇队伍中的胁从分子。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更不要说改变倭寇的性
① (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14页,民国二十八年影印本。
② (明)郑晓:《吾学编·四夷考卷上》,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2册, 708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质了。
抗倭斗争的胜利,解除了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长期侵扰,使这里的社会得以安定下来,生产得以正常进行,也为明朝开放海禁创造了条件。
四、 隆庆开关
明初海禁政策施行后,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很大抑制,但并没有绝迹。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不仅推动了亚洲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海上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使不少沿海居民犯禁出海,“有私下藩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者”①。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朝贡贸易蓬勃兴起,出现了“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②的现象。成、弘年间,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民间商人的海外活动日益频繁。弘治年间,两广都御史奏称:“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又有贪利之徒,治巨舰,出海与夷人交易,以私货为官物,沿途影射”。③ 有地方官也参与走私活动。嘉靖中期,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陆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居地,如浙江的舟山群岛、福建的漳州、广东的汕头等。在海外,爪哇、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日本等地,已是中国客商活动集中的地区。此时,私人海上贸易已逐渐取代官方朝贡贸易,许多沿海地方官员、商贾要求开放海禁、发展对外海上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
东南沿海的倭患平息后,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应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请,开放漳州月港,“准贩东西二洋”④,规定民间商人申请文引,缴纳税银后,可从月港出海到东西二洋从事贸易,但不得前往日本,史称“隆庆开关”。当时的东、西洋是以文莱为界划分的,东洋指今天菲律宾群岛及以东国家和地区,西洋指东南亚和南亚的占城、真腊、暹罗、锡兰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是明朝朝贡贸易的主要对象。月港的开放,意味着原来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转变为民间的海外贸易。月港开放后,民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八,1813 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3475 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③ 《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1367 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④ (明)张燮,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七,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间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①。许多海商不仅前往东、西两洋,还犯禁到日本贸易,并接通了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今属墨西哥)的航线。
月港只供中国商船停靠出海贸易。为了解决外商来华贸易问题,万历六年(1578年),广东地方官曾采取变通方法,允许非朝贡国家的商人每年夏、冬两季定期到广州进行交易,每次数月或数日不等,但不许上岸居住。早在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已买通广东地方官员,被允许入居澳门,澳门于是迅速兴起为中外贸易的中心,中国的大量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月港开放后,隆庆三年(1569年),正式批准工科给事中陈吾德的奏请,对澳门实行“禁私通,严保甲”的政策,葡萄牙人则将每年交给广东地方官的白银500两交给香山县。从此,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成为明朝对外交流的窗口,并接通广州—澳门—果阿(今属印度)—里斯本(今葡萄牙首都)和广州—澳门—长崎(今属日本)两条航线。
隆庆开放海禁以后,中国的国内市场通过几条航线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各国,而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地为转口贸易的重要地点。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还开始远航美洲,在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当时,除葡萄牙商人外,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一些未能与中国直接通商国家的商人,则通过东南亚、南亚的商人或往来、移居当地的中国商人转贩中国商品,和中国进行间接贸易。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瓷器等商品深受欧美客商的欢迎,而中国国内的银矿产量有限,急需白银,白银就成为世界各国购买中国商品的主要支付手段。于是,世界的主要白银产地日本和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加紧了白银的开采。16世纪后半叶,日本白银的产量显著增加,尤以1596—1623年为最盛。西方航海家在到达美洲大陆之初,大肆抢劫和开采的是黄金,16世纪40年代以后,也转向白银的开采。于是,中国的生丝、纺织品与瓷器等大宗商品通过月港和澳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换回大量的白银。据统计,1540年至1644年的100余年间,日本所产白银的绝大部分被输到中国,共7500吨左右。1570年至1644年,美洲所产白银也有一半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一个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市场体系开始建
① (明)张燮,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序”,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立起来,这个体系的中心是中国①。
五、 援朝抗倭
隆庆开关后,中日关系并未正常。此时的明朝,张居正被抄家后,国势骤衰。此时的日本也充满变数,尤其是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野心勃勃的军事家、政治家平秀吉被任命为关白,次年再拜太政大臣,赐姓丰臣,并很快总揽了日本军政大权。执政后的丰臣秀吉在初步统一日本后,把眼光投向中国和朝鲜。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动员全国20万左右的军队入侵朝鲜,“遣其将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以五月渡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溃。朝鲜国王李昖,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②。日军攻入朝鲜王宫,逮捕王室,又分兵占领各地。朝鲜遂向明朝求救。
朝鲜向明朝求援,一是因为中朝两国之间密切的藩属关系;二是丰臣秀吉多次扬言借道朝鲜入侵中国,两国休戚相关。明朝决定出兵援救。当年六月,“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支),应援朝鲜”③,不久宣布集结十万大军,联合琉球、暹罗等国共同发兵,并任命宋应昌为海防备倭经略,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东征提督。当年年底,李如松率明军约4万人,渡过鸭绿江,次年年初,在朝鲜军的帮助下,围攻平壤,打败日军,收复平壤。此后,明军与朝鲜军队相继收复开城、王京以及汉江以南的失地。日军遂提出撤军、议和,并退缩到釜山。
日本提出和解,明廷和朝鲜都表示同意。日本国内局势不稳定,在遭受重创、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和解撤兵的想法是现实的。明廷出于与朝鲜的关系出手援救,对朝鲜并无占据野心,加之在军队数量、后勤保障和气候等诸方面都面临实际困难,于是,明朝撤军,战争转向和谈。此后数年,援倭战争陷入了“和”与“战”的泥潭。
①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240~2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外国三》。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九,4630 页,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谈判的分歧在于双方开具的条件相距甚远。明廷对日本提出的条件是:日军全部撤军,保证不再侵犯朝鲜,只“封”不“贡”(只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不许日本到华朝贡)。而日本提出的条件反映了他们入侵朝鲜的真正目的:对中国,索取与中国平等,甚至高出一等的政治地位,如发展勘合贸易,两国永誓盟好,明朝公主嫁到日本等;对朝鲜,是完全赤裸裸的侵略目的,如朝鲜永世称藩于日本,割朝鲜京城附近土地给日本,送朝鲜王子及大臣到日本当人质,朝鲜战争赔银500万两等。如此条件,自然谈不到一起。然而,双方谈判代表有辱使命,没有及时把两方谈判的真实意图加以沟通。当明廷断然不答应丰臣秀吉的条件,仅封他为日本国王时,丰臣秀吉再次发兵14万入侵朝鲜。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一月,加藤清正率军进驻釜山的日军营地。朝鲜再次遣使赴明求援,明任命兵部尚书邢玠为经略,杨镐为钦差,麻贵为提督,再次入援朝鲜。明、朝两国军队先后在稷山之战和露梁海之战中取得胜利。次年八月,丰臣秀吉去世,日本军心大乱,中朝联军趁机围剿入海逃跑的日军,在釜山以南海域,明朝老将邓子龙和朝鲜名将李舜臣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十二月,日本军队全面撤出朝鲜,战争结束。
历时7年的援朝抗倭战争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当时中、朝、日三国关系的真实反映,它在三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后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 与西方国家的交往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殖民化进程的推进,受《马可·波罗行纪》一书的影响,一批西方人尝试以全新的方式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在明代中后期相继来华,并以团体组织或国家的名义,尝试与中国交往。
(一)与西方国家的早期交往
葡萄牙是近代欧洲最早兴起的海外扩张国家。正德五年(1510年)占据印度果阿,翌年又攻占满剌加。正德八年(1513年),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在中国商人的指引下,到达广东珠江口的屯门,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由于外国人不允许登陆中国,他只在中国海岸短期停
留后,便离开了①。
此后,葡萄牙国王派使团来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使团东来,明廷按“外夷觐见”的规定处理。由于明武宗南巡,加之双方语言习俗等障碍的存在。葡萄牙人在广州和北京等待了几年,直到武宗去世,也没有见到明朝皇帝。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去世,葡萄牙使团遭到驱逐。九月,葡萄牙使臣被扣押在广州,关到监狱。不久,葡萄牙国王再派梅洛率船队前来中国,嘉靖元年(1522年)他们从马六甲到达屯门,试图强行驶入内河,进入广州。舰队在新会西草湾与明朝水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明军斩敌首35级,生俘42人,缴获敌舰两艘,葡萄牙舰队被迫离去,暂时放弃与明朝的官方接触。此后的二三十年,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与倭寇、中国海盗勾结,参与走私或劫掠。
葡萄牙人早期出使中国的失败,以及西草湾事件在中西交流史上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加重了明廷对西方人的防范心理,促使嘉靖下决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葡萄牙人深感参与“走私”或“劫掠”终究不是对华交流的长久之策,遂积极寻求与广东地方贸易商谈,并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答应交纳关税,到广州等地贸易。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借口需要停泊、晾晒货物等,并许诺交纳租金,求于近处泊船,经澳门守官王绰代为申请,海道副便汪柏同意,葡萄牙正式入居澳门。此后,葡萄牙人修造炮台,设官置署,筑室建房,非法移民。
西班牙人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东方,他们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占领吕宋(今属菲律宾),并以此为据点走私、劫掠,迫害在吕宋的华人。万历三年,西班牙以吕宋的名义来华通商,未能得逞。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又派船队侵犯广东,企图仿葡萄牙人“结屋群居”,被驱逐出境。② 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乘虚攻入我国台湾北部的鸡笼,占夺淡水,占领台湾。
西班牙之后,“海上马车夫”荷兰迅速崛起。他们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到达爪哇,万历三十年,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争霸海上。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韦麻郎率舰船欲强行登陆澳门,受阻后转向澎湖列岛,他们还试图通过行贿等手段进入中国,均未得逞。
①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2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 (明)郭棐纂修:《广东通志》,卷六十九,70页,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再次向澳门和澎湖发动进攻,仍以失败告终。随后,他们转向明廷防御较弱的台湾,直到南明时郑成功收复台湾,才把他们驱逐出去。
明末,在世界殖民活动中后起的英国也把目光投向中国,因明朝官军的抵抗和葡萄牙的阻击,英国人的入侵野心并没有得逞。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朝末年,中国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觊觎的对象。
(二)传教士来华
明中后期,“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两件大事。大批耶稣会士、商人和使者来到中国,把西方早期近代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又将古老的中华文化介绍到欧洲,促进了欧洲的近代化进程。中西文化交流向人们展示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生命力、融合力。
产生于1世纪的基督教于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唐后期趋于泯灭(景教);元代时重新在中国活跃一时,元朝灭亡时再趋于平寂。嘉靖年间,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天主教会的改革,其中的一个传教组织———耶稣会,与葡萄牙、西班牙早期殖民者一起,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最早踏上中国领土、在明清之际传教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嘉靖三十一年,他最终抱憾病逝于广东的上川岛。第二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通商贸易,这为传教士入华传教创造了有利条件。葡萄牙耶稣会士伯来笃是被允准登陆中国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他和公匝勒最早在澳门招收华人入教。他们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办圣保禄学院,培训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了解中国文化。罗明坚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他在万历初年先以商人身份到广州了解情况,后应两广总督的邀请到广州传教。与他一起同去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肇庆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仙花寺。传教士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习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近代的地理、天文、历算和医药等科技知识,逐渐赢得中国人的尊重。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在南京吏部尚书王忠铭的陪同下抵达北京。他沿途结交了当时政坛和学界的达官名流。两年后,他第二次赴京,将自己携带的西洋器物书籍献给明神宗,获准在北京居住,由官府供应一切生活之需。至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局面。
与利玛窦同期活跃于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有庞
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金尼阁等。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些传教士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地方,都受到官员和学者们的追捧,“声振京华,名扬全国”。“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①一身儒装的利玛窦忙于接待诸色人等的拜见,包括一品官员 14 人,皇室成员140人,内侍40人。②
传教士们遵循“知识传教”的方针,以“学术思想”为媒介,力求扩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影响。他们介绍到中国的科技成果,几乎包括了当时西方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测绘学、机器制造学,以及音乐、绘画和文字拼音等。
1. 天文学
汤若望于天启三年(1623年)年初到达北京后,即以介绍天文知识为突破,引起明朝大臣的关注。他将西方重要的数理、天算书籍列目呈报朝廷,并邀请官员们参观他的科学仪器。后来他与龙华民、邓玉函和罗雅谷等传教士都曾在钦天监任职,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等编译西方历书,推步天文,制造仪器,共同编制了《崇祯历书》。《崇祯历书》采纳了当时西方天文学较为前沿的天文科学知识,如运用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理论,介绍托密勒的系统理论,引用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一些天文数据和资料等。崇祯帝对这部历书大为欣赏,下令在全国推行,终因明亡未能实现。清前期,这部历书经过删削修改后,更名为《西洋新法算书》(又改为《新法算书》)在全国推行,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③。
2. 数学
数学是近代自然科技创新和发明的基础。利玛窦与徐光启共同合作,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合译了古希腊著名学者欧几里得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填补了中国数学界的诸多空白,书中翻译使用的一些术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性、直角、钝角、锐角等,今天仍在使用。他们二人还合作翻译了《图容较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数
①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二,87 页,北京,中华书局, 2014。
② 林金水:《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3(1)。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畴人一》。
学书籍。利玛窦还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一书,该书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而成,较为详明地介绍了西方数学基本理念,为建立近代自然学科的理论基础创造了条件。
3. 地理学
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等人利用欧洲通行的《万国舆图》仿绘了《山海舆地全图》(后加中文标志后,称为《坤舆万国全图》)。这是在中国诞生的第一张近代意义的世界地图,该图多次再版。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还用中文写成了著名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风物民情予以介绍。这些地图和地理知识,引起中国各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知识群体的极大关注,影响甚大。西方地理学的引入和地理观的传入,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思想变革。有学者认为,“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作用。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缺陷,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成为中国人掌握世界地理概念的启蒙读物,“当天朝大国的臣民发现这个大国只不过占据地球一小部分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所受到的震撼有多大”。①
4. 物理学
近代物理学的传入,始自汤若望的中文论著《远镜说》。该书介绍了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制作方法等。天启七年(1627年),邓玉函口授、王徴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近代工程物理学专著。它系统阐述了物理学中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理论,以及运用这些原理制造的起重、取水、转磨等器械工具。熊三拔编著的《泰西水法》,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包括龙尾车、玉衡车、水库等在内的西方水利设施和机械的性能及制作,对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有很大影响。明清之际,西方物理学中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还有火器制造技术。天启至崇祯年间,徐光启、李之藻与在澳门的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毕方济等购买、研究和制造的西洋大炮,一度有效地阻止了后金的来犯。涌现出孙元化、孙承宗、王征、张焘等熟悉西洋火器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西洋火器技术的传入,一
①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度影响明清易代的进程。
此外,传教士还将西洋音乐和医学成果等,较为全面地介绍到中国。万历年间(1573—1620年),在利玛窦进献明廷的物品中,有八音琴、西琴、风琴、天琴、铁琴、翼琴、竖琴等西洋乐器。庞迪我曾出入皇宫,给太监们讲授西洋音乐。西方医药学中的人体解剖、生理机能、西药研制等知识,也传入中国。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近代西方主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都传到了中国。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能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西学的东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到明朝末年的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别,它们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①
5. 中学西传
明中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传入西方近代知识和理念的同时,也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造纸、印刷、农艺、饲养、医学、药物、数学、天文、造船、建筑,乃至诸工百艺都引起了西方传教士浓厚的兴趣,他们不遗余力地翻译、评介这些浓缩了中华几千年历史的文明精华,以滋补处于起步阶段的西方近代社会。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利玛窦把中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天启六年,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又将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行。翻译儒家经典的热潮,一直持续到清朝初年。这些儒家典籍和随后传至欧洲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十分崇拜儒家思想中的自然神论,说:“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他认为中国将神和物质合而为一,是尊崇最高的理性,这种天道观和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他确认中国文化可以弥补欧洲文化的不足,在《中国近况》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②在他倡导成立的柏林、
① 潘吉星编:《李约瑟文集》,196页,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②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4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彼得堡的科学院,都将中国哲学列入研究课题。法国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派,都热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中国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作为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的有力武器,用以批判欧洲基督教的神权统治和君主专制,并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达他们追求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乎道德、宽容而有节度的政治制度的理想目标。狄德罗认为, “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唯以德教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须求助于神的启示”。霍尔巴哈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他主张以德治国,写出《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一书,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①
中国的瓷器、丝绸、刺绣、壁纸、折扇和绘画、园林艺术传入欧洲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7、18世纪的法国,“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曾盛行一时。
在研究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时,大多数学者只强调西学东渐,强调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影响。其实,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蕴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补,是这一时期显著的特点。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不亚于中国。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以耶稣会士为媒介, “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18世纪中叶以后,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重农学派魁奈等人,仍然活跃于法国的政治舞台。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还可以看到中国孔子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在14世纪传入欧洲后,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建立新文明的物质条件,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着重大促进作用。